旅行中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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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的陌生人

胡昉

语序

黄汉明(Ming Wong)的不少作品题目似乎都在颠倒某种语序:
生死威尼斯(Life &Death in Venice ,2010)Vs. 魂断威尼斯 (Death in Venice ,卢奇诺·维斯康蒂,1971)
一世模仿(Life of Imitation,2009)Vs. 模仿一生(Imitation of Life ,道格拉斯·塞克,1958)
华样年花(In Love for the Mood) (2009) Vs. 花样年华 (In the Mood for Love) (王家卫, 2000)
吞噬恐惧(Angst Essen/ Eat Fear ,2008) Vs. 恐惧吞噬心灵(Ali: Fear Eats the Soul, (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1974)
对母题的重写,将与之相关的电影原型滑向了奇怪的转生:每当电影的形象转生在我们的生命里,每当出现了共存,就有新的生命存在。
那些封存或过度消费的影像,藉由Ming Wong的演绎,重活一次。

生死

魂断威尼斯 录像截图来自《生死威尼斯》,2010,同步三屏录像装置,16分8秒
灵感来自于电影《魂断威尼斯》,导演:卢奇诺·维斯康蒂,1971,威尼斯

维斯康蒂的《魂断威尼斯》,一开场就是一个隐喻般的场景:一叶孤舟,在马勒(Gustav Mahler)阴郁的柔板中驶向生的彼岸;而在黄汉明的《生死威尼斯》中,一开场就是庸常的旅游城市场景,黄汉明所扮演的音乐家Aschenbach穿过圣马可广场,引起旅游者们的回头张望。
今天,黄汉明将主人公们置身于一个现实的场景中,那儿有文化旅游者热衷访问的威尼斯双年展,继而,不仅是城市,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厅也成了他的外景地,Aschenbach和美少年Tadzio徜徉在当代艺术的迷宫,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各自平行的命运。最后,美少年还是朝天举起他那致命的手指,只不过,在黄汉明的版本中,那个场景出现了两次,而在《魂断威尼斯》中,只是一次,而且,在银幕出现时短暂得要命。
黄汉明一人分演两角,无论如何,这成为一种自我分裂的角色扮演,而因为这种分裂意识,《魂断威尼斯》中那种生命之枯竭和美丽的对抗突然被消解了,现在,那个美少年指向天空的手势对那个中年音乐家来说不再成为致命的一击,相反,它成为一种和解的姿势。
由此,艺术通过银幕上的死而获得永恒的生。

扮演 17

录像截图来自吞噬恐惧,2008,单屏录像,27分钟
灵感来自于电影《恐惧吞噬心灵》,导演: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1974年,德国

而他人的生命是如何寄生在黄汉明的影像中?
他扮演。
他扮演所有的角色。
在《马来四传(Four Malay Stories)》中,他扮演出自马来导演P.RAMLEE曾经脍炙人口的电影中的角色:医生,情人,武士,乐手;
在《吞噬恐惧》中,他扮演不顾年龄和种族差距相爱的摩洛哥民工阿里和他的德国情人洗衣女工Emmi,同时,他也扮演他们的敌人;
 在《与裴特拉·冯·康特学德语(Lern Deutsch mit Petra von Kant / Lean German with Petra von Kant0)》中,他扮演失恋的德国妇女;
在《明天,我要走(Devo Partire. Domani. / I must go. Tomorrow.)》中,黄汉明扮演客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和女佣。
黄汉明也让别人去扮演。
《华样年花》中,他让来自新西兰的白人女演员扮演原片中由张曼玉饰演的华人女主角苏丽珍;
《一世模仿》中,他让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分别扮演原片中的Sarah Jane和她的母亲。
这些扮演似乎是在模仿曾经的银幕形象,但勿宁说,是一种对记忆的练习,是对众人脑海曾经有过的形象的重新排演。黄汉明的表演天才,在于他不仅能够捕捉形体,也能够捕捉塑造和重塑这种形体的意识。从而,生命从这种再次排练的偏差中重新诞生。
我想这也许和生命的狂欢有关。
不是吗?一个亚洲人,戴上金色的发套,来演那个绝美的少年Tadzio,同时,他还演着走向死亡的音乐家Aschenbach,这本身也许就带有狂欢性质,是对个体边界极限的尝试,它暗示了,影像空间是怎么样有可能将个人有限的生命延伸和推向极限,并制造出我们集体的生命。

发音 02

录像截图来自“与裴特拉·冯·康特学德语”,2007,单屏录像装置,10分钟
灵感来自于电影《裴特拉•冯•康特苦涩的眼泪》,导演: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1972年,德国

在《马来四传》中,他模仿马来语;在《与裴特拉·冯·康特学德语》中,他努力讲德语,从《明天,我要走》中,他学习意大利语。
他也让其他演员模仿:在《华样年花》中,以英语为母语的演员在模仿广东话。
黄汉明曾经自嘲在萌发《与裴特拉·冯·康特学德语》的拍片想法时,自己刚搬到柏林,
是个35岁、单身、同性恋、少数民族、中期生涯的艺术家,他所感到的一种苦涩和绝望投射进“Ich bin im Arsch”的发音中。
借助明显有瑕疵的发音,黄汉明公开了那种模仿的尴尬、不适以及角色的融合过程,而他得以在不同语言系统的夹缝中间发出自己的声音。

海报和影院

in love for the mood copy黄汉明所设计的《华样年花》电影海报, 由新加坡电影海报艺术家Neo Chon Teck手绘

为威尼斯双年展2009新加坡馆所作的《一世模仿》这个项目,让黄汉明重新发现了手绘海报,也发现了手绘海报的消失。
他找到了新加坡最后一位手绘电影海报老人Neo Chon Teck,和他一起创作了手绘海报。
手绘海报的消失,也意味着某种影院的消失。
新加坡黄金时代 (1950’s和60’s)的影院,如今已经成了购物中心、居住区、教堂、卡
拉OK厅。黄汉明用宝利莱相机(Polaroids) 拍下了这些来自黄金时代影院的肖像:她们辉煌的过去、脆弱的现在、未定的将来,都在这个即时快照中成为艺术家从时间中抢救出来的标本。
在和我的一次对话中,黄汉明这样描述他对新加坡的感受:“新加坡的城市景观在不停地变化,那些建筑都很新,旧的东西都完全看不到,我觉得这对人民的记忆有很大的影响,对自我身份的记忆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总是在变化,跟随,进步——你不知道这是否是真正的进步,这一切似乎都是和‘成为他人’或‘努力成为他人’有关”。

镜像 01

一世模仿,2009,双屏录像装置,26分钟,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馆展览现场
灵感来自于电影《模仿一生》(又译《春风秋雨》),导演:道格拉斯·塞克,1958,美国

看与被看,与再看。
在黄汉明的影像装置空间中,时间和空间和重新成为不确定的因素,去质疑和促
成一个观者自身在欲求和距离之间的无限循环。
为《一世模仿》所作的空间中,镜子折射出两个平行但无法相交的世界;而《华样年花》三个屏幕叠加的三重影像,是情感的多重变奏和延宕。
在黄汉明的影像装置空间中,镜像有可能是一种时间深度的繁殖,是一种类似同一时间的轻微变形和变奏,而不仅是幻像。
由此,来自“他人”的影像,迂迴曲折地融合进他的生命。
Ming Wong的影像创作,总是跟他在特定时期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从而巧妙地折射出他自身的经验。他的作品不仅是关于电影时间的记忆重构,既是他对艺术家当代成长经验的一种自传式再造,也是自我在世界镜像中与他人的短暂重叠。

定理 MOTHER subttl01 copy

录像截图来自“明天,我要走”,2010,同步五屏录像装置, 12分58秒
灵感来自于电影《定理》,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968,意大利

一个漂亮的陌生人,神秘地进入一个意大利中产阶级家庭,随着那个陌生人神秘的离去,一家人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儿子放弃学业成了艺术家,父亲离家出走,母亲重新发现她的性感……
在据帕索里尼《定理(Teorema)》所改编的《明天,我要走》中,黄汉明演绎的是欧洲家庭的五位成员失去他们身份感的那一刻,而他作为来自亚洲的“陌生人”,导演并演出了这五位成员不同的人生旅程。
藉由改扮他人而重获自己的身份,或者,恰恰相反,因为失去才能重获自己的身份?
或者,我们渴望这全部的可能性都能集于一身而带给我们源源流动的生命活力?
生活,并无定理,有时候轻微的撬动,竟能改变她的进程。

(图片提供:艺术家和维他命艺术空间,文字提供:维他命文献库)

作品选集